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，全國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為119 .2。性別比失衡問題近年在中國廣受關注。CFP 資料
近日，美國塔夫茨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伊麗莎白·雷米克（Elizabeth J. Remick）等學者發(fā)表《不要把中國男女比例失調(diào)歸咎于獨生子女政策》一文，經(jīng)中國媒體轉(zhuǎn)載后，引發(fā)廣泛討論。
性別比（即出生100個女嬰對應出生的男嬰數(shù)，以下簡稱“性別比”）失衡問題近年在中國廣受關注。越來越多人口專家意識到，持續(xù)30多年的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并未得到根治，且由此導致的問題日漸顯露，或?qū)⒊蔀樯蔬^低外又一個令決策層重視的問題。
8月28日，福建省統(tǒng)計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接受記者采訪表示，性別比失衡將引發(fā)“婚姻擠壓”，預計到2020年，中國的“剩男”規(guī)模將接近澳大利亞總?cè)丝?，他們中絕大部分將終身打“光棍”。
流行觀點將性別比失衡歸咎于重男輕女觀念和由此產(chǎn)生的人工干預措施。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告訴澎湃新聞，如果將“重男輕女”認為是性別比失衡的唯一原因，便無法解釋為何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沒有實施計劃生育之前，中國的性別比一直較為正常。人口學專家、美國約翰·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統(tǒng)計學博士黃文政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認為，“重男輕女”并非性別比失衡的充分條件，“重男輕女、胎兒性別鑒定和生育管制，三者缺一不可”。
治理性別失衡13年
中國自1982年開始出現(xiàn)性別比出現(xiàn)失衡，最初被認為存在女嬰漏報而未獲重視。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，全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9 .2，高層意識到形勢嚴峻。 為治理失衡的出生性別比，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
2002年11月，原國家計生委、原衛(wèi)生部、原國家藥監(jiān)局共同發(fā)布《關于禁止非醫(yī)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（“兩非”）的規(guī)定》，對胎兒性別鑒定予以明確禁止，治理性別比失衡的戰(zhàn)役正式拉開。
2003年4月，“關愛女孩行動”啟動，旨在通過倡導男女平等，扭轉(zhuǎn)中國存在的新生兒男女性別比失衡問題。衛(wèi)生、公安、司法、檢察等多個部門也會同在一起，嚴厲查處胎兒性別鑒定和性別選擇引產(chǎn)案件。
2014年6月30日，國家衛(wèi)計委下發(fā)《關于印發(fā)全國查處“兩非”案件區(qū)域協(xié)作工作規(guī)范(試行)的通知》，要求“兩非”案件查處區(qū)域協(xié)作聯(lián)席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，遇重大案件或者重要情況可以隨時召開。
2015年上半年以來，一場打擊“兩非”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的攻堅戰(zhàn)，正在全國范圍內(nèi)緊鑼密鼓地進行。
4月30日，國家衛(wèi)計委等7部門在京召開全國整治“兩非”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會議，部署全國整治“兩非”專項行動，目的是為了確保完成“十二五”規(guī)劃中將性別比降至115以下的目標。而今年是“十二五”規(guī)劃的最后一年。
今年是國家層面正式治理性別比失衡的第14年。來自國家統(tǒng)計局的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2014年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5.88，實現(xiàn)了自2009年以來最大降幅，但依然高于國際公認合理區(qū)間103—107的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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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男輕女觀念被認為是性別比失衡的重要原因。它起于農(nóng)業(yè)社會對勞動力的現(xiàn)實需求，到現(xiàn)代社會則演變成延續(xù)家族血脈的信仰。這一觀念根深蒂固，在中國仍有很深的土壤。
此前媒體報道，山東臨沂蘭陵縣被指為控制合法出生率，給基層干部下達“流產(chǎn)指標”。當?shù)匾晃淮逯嘎?，蘭陵重男輕女思想嚴重，“如果家里沒個兒子是會被人瞧不起的”。
當?shù)嘏訁欠f有一個妹妹，從小就聽到母親嘮叨沒有男孩抬不起頭，這讓她覺得自己的出生是一種負罪。她說，直到大學畢業(yè)前，她都在認真思考一個問題——在合適的時候離家出走，如此家中便可以再生一個孩子，或許會擁有一個男孩。
對男孩的偏好不獨北方農(nóng)村，在南方富庶的福建，許多人希望把積累的家族財富留給兒子。
廈門市小學教師張妍于2000年生下一個女兒，身為公職人員，這意味著合法生育權的終止，但婆家人對男孩的渴望并未打消。在此后的10多年里，張妍一直身處家人的逼迫中。她希望等待政策全面放開二孩后再生育，以保住工作，家人則指責她自私，不愿為家族犧牲。
她曾和丈夫嘗試過代孕，但以代孕機構被查封而告終。2013年初，計劃生育政策仍未見松動，而張妍已40歲。矛盾越積越深，最終演變成無法收拾的家庭戰(zhàn)爭。丈夫林陽一度威脅她，“如果你不愿意生，我就到外面找人生”。
2013年底，當離家數(shù)月的張妍回到丈夫身邊時，她發(fā)現(xiàn)丈夫已在家人的授意下，與外面的女人懷上了孩子。后經(jīng)B超鑒定是男孩，于次年生下。
類似的悲劇并非個案。張妍說，在她的親戚和同事中，亦不乏迫于家族壓力，辭職回家生男孩子的案例。不愿妥協(xié)的女人，則只能對丈夫在外“代生”的行為“睜只眼閉只眼”。
讓張妍無法接受的是，有親戚甚至勸她與這個外面的女人和平相處。張妍說，這種重男輕女的觀念已經(jīng)將人性扭曲，最終她選擇了和丈夫離婚。
廈門市統(tǒng)計局的一份報告顯示，該市出生人口性別比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11.69提高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18.37，十年均高出正常范圍，“長此以往會造成將來婚姻年齡段男女兩性人口比例失調(diào)，給社會發(fā)展帶來一定負面影響”。
廈門市衛(wèi)計委打擊“兩非”工作負責人王輝榮告訴記者，有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重男輕女最嚴重三個省是安徽、海南和福建，而廈門遠非福建最嚴重的地方。
性別比為何失衡
公開信息顯示，中國性別比失衡起于1982年，當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8.47，之后一路飆升。1994年以來，出生人口性別比始終在115以上，2004年達到最高峰121.2，其中一些省份還長期維持在130。已嚴重偏離正常區(qū)域。
據(jù)國家衛(wèi)計委新聞處原處長陳劍《中國計劃生育革命紀實》一書考證，1982年正是計劃生育政策從之前相對寬松的“晚、稀、少”政策，向“一孩化”過渡的關鍵年份。
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告訴記者，如果將“重男輕女”認為是性別比失衡的唯一原因，便無法解釋為何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中國的出生性別比是正常的。“這段時期‘重男輕女’同樣存在”，喬曉春發(fā)現(xiàn)，唯一的變量是，這一時期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尚未落實。
多位受訪的學者認為，僅有“重男輕女”觀念不會導致性別比失衡，生育機會的限制迫使人們采取人工手段留住男孩，放棄女孩。
人口學者何亞福分析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(shù)據(jù)發(fā)現(xiàn)，實行“一孩半”政策（第一胎生育女孩可以再生一個孩子）的農(nóng)村地區(qū)，性別比失衡嚴重。當年全國第一胎性別比為107.1，基本正常，但第二胎性別比猛增到151.9。
何亞福分析，由于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再次生育，因此人們并不在乎第一胎的性別；當?shù)谝惶ド雠畠汉?，第二胎成為人們最后的生育機會，因此人們會想辦法生出男孩，這時就會采取B超鑒定胎兒性別，存男去女。
另一條數(shù)據(jù)也佐證了這一觀點。
據(jù)《海峽都市報》2011年8月11日消息，福建共有獨生子女303萬，其中男性229萬，女性74萬，男女比例接近3:1。
“在僅有一次生育機會的情況下，偏好男孩的家庭自然會通過人工手段生下男孩。”何亞福說，如果沒有生育限制，盡管存在重男輕女的傳統(tǒng)觀念，但人們可以通過多生來實現(xiàn)愿望。
黃文政告訴澎湃新聞，如果沒有生育機會的限制，“直到生到一個男孩為止”，從統(tǒng)計學分析性別比仍是平衡的。
“光棍危機”
性別比失衡，必然引發(fā)婚姻市場失衡。
福建省統(tǒng)計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撰文指出，2010年，0—19歲人口男孩有1.72億人，比同年齡段的女孩多2210萬，其中10—19歲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950萬，男女比例是111.5比100。這意味著，到2020年進入婚配的20—29歲男孩將比女孩多出近950萬；0—9歲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1260萬，男女比例是118.9比100。
姚美雄分析認為，2020年后，一成以上年輕男性將找不到配偶，年齡段越低則越嚴重，社會將形成一個特殊的單身男性社會群體。
人口學專家、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易富賢的測算更顯形勢緊迫。他告訴記者，如果以22—26歲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齡，以24—28歲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齡，中國的二者比率在2013年前的波動在90%—100%之間，不存在嚴重的光棍問題。但從2014年開始，24—28歲男性人數(shù)將快速超過22—26歲的女性，2018年二者的比例將超過125%。他由此認為，2015年“光棍危機”已全面爆發(fā)。
姚美雄告訴澎湃新聞，男多女少必然引發(fā)“婚姻擠壓”，高齡男性會向低年齡女性中擇偶，擠壓到一定程度，城里男性會找鄉(xiāng)下女性，富裕地區(qū)的男性會找欠發(fā)達地區(qū)的女性，而“剩男”最后沉積在貧困階層。
姚美雄說，政府可以幫助“剩男”解決經(jīng)濟上的困難，但對“婚姻貧困”無能為力。到2020年，“剩男”規(guī)模接近澳大利亞總?cè)丝冢?013年估計2400萬人），即使通過“進口”新娘也將是杯水車薪，且“剩男”還在不斷產(chǎn)生，他們中絕大部分將終身打“光棍”。
姚美雄說，正常人合理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得不到滿足，將會降低他們對社會的認同，甚至可能誘發(fā)反社會的心理，可能與其它社會矛盾相交織引發(fā)社會動蕩。
寬松的生育政策有效嗎
2014年國家衛(wèi)計委召開部署會議后，各地亦迅速采取行動，重拳打擊“兩非”的消息頻繁見諸媒體。“最后一年如果完不成任務，可能位子就難保了。”廈門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員說。
廈門市衛(wèi)計委打擊“兩非”工作負責人王輝榮認為，打擊“兩非”對遏制性別比失衡的作用有限，一是人們根深蒂固的觀念靠行政手段難以改變；再者，隨著技術的發(fā)展，B超機可以輕易獲得，采血到境外鑒定也非難事，這給執(zhí)法帶來了困難。
廈門市衛(wèi)計委法規(guī)科一位官員告訴澎湃新聞，男性偏好有著深厚的現(xiàn)實土壤，即使現(xiàn)在，農(nóng)村家庭對男性的依賴仍要大于女性。他認為，消除男性偏好需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，“真正讓父母感受到生男生女都一樣”。
中國政府通過連續(xù)幾年的綜合治理，到2009年出生性別比出現(xiàn)拐點，開始逐年下降。據(jù)國家統(tǒng)計局公布的數(shù)據(jù)，2014年性別比降為115.88，較2013年下降了1.72個百分點，是6年來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。
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認為，2014年性別比大幅下降的原因，得益于2013年年底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。他相信，寬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緩解出生性別比失衡。
北京大學人口學教授穆光宗告訴記者，要消除“重男輕女”的生育觀念，需要重建生育文化，這將是一項浩大的工程，難以一蹴而就。他認為，最具操作性的辦法仍是放開生育限制。
多位受訪學者提到一個正面案例：
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，山西翼城、湖北恩施、甘肅酒泉和河北承德展開全面二孩試點，“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孩子”。2010年人口普查時，試點地所在的省份都存在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的情況，但除承德外，其余3個試點地的出生性別比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圍，而且近年來“越來越正常”。
中國人大學人口學教授顧寶昌在其主持編寫的《八百萬人的實踐中》中，對試點地的數(shù)據(jù)分析后認為，較寬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促進出生性別比正常化，生育二孩緩解了生育數(shù)量和生育性別之間的矛盾，為招贅婚創(chuàng)造了條件，減輕了養(yǎng)老壓力。
顧寶昌同時以承德試點區(qū)性別比失衡為例分析，較寬松的生育政策不是實現(xiàn)性別比正?；奈ㄒ粭l件，治理性別比失衡還需要從多方面開展工作。
（應受訪者要求，文中張妍、林陽為化名）
